身份？身份！——再关注“民工孩子读书难”
记者 吴焰
焦点：又闻学校被取缔
12月中旬，上海长宁区所有民工子弟学校，都被贴上了由区教育局下发的因不符合办学基本要求而予以取缔的通知。这是继闸北区后，上海又一个采取严厉措施的区。被取缔学校的办学者绝大多数来自安徽六安地区。连日来，他们纷纷到六安地区驻沪办求助。
区教育局的同志解释：“我们并非不允许民工子弟学校存在，而是不允许不达标的学校继续误人子弟”，“只要他们按要求整顿，符合办学要求，我们同样会支持”。
“问题是，达标的可能性有多少？”办学者刘铎华拿着《民工子弟学校办学基本要求》一条条数，标准有20条，除了对校舍、教室、体育活动场地、办公室等有非常具体的标准外，还包括：校长、教师必须获得教师资格证书，学生不得中途辍学或退学，不得跨区跨街道（镇）招生，等等。几乎每位办学者都承认：要达到这些要求，又要保持民工子弟学校的低收费标准，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用政府来取缔，我们自己也会把门关上”。
安徽省驻沪办的彭德红负责与在沪民工子弟学校联络。他想得更远的是：虽然长宁区允诺公办学校向民工孩子敞开大门，但“只会有部分孩子分流，大部分可能转到其他区的民工子弟学校，一部分则面临失学”。
而浦东新区“鲁冰花希望小学”办学负责人黄家胜则担心：“闸北取缔了，长宁取缔了，下一个会是谁？为什么我奋斗8年，还是得不到一个合法的地位？”
倾听：政府也“两难”
在对待流动儿童少年入学问题上，浦东新区被认为“态度最开明”。新区教育处的丁建忠，也被许多办学者视为有“知遇之恩”。丁建忠的一个观点常被他们引述：“虽然民工子弟学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不要政府一分钱，几年来为成千上万的民工孩子提供了读书机会，可见办学者们对义务教育是有贡献的。”
记者在一所小学里找到了丁建忠。丁直言不讳，这个观点不仅是他，也是新区政府部门大多数人的观点。“民工子弟学校的产生，是在义务教育链条脱节的情况下，在公办学校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脱离这一背景来打量民工子弟学校，就很不公正了。”
即使如此，新区内没有一所民工子弟学校获得合法地位。“其实政府处境相当为难。”丁说。
政府的“两难”表现在：对民工孩子的读书问题，既不能不管，又不能管得太好；对民工子弟学校，既不能支持，又无法反对。
他解释说：从民工子弟学校整体水平来看，其硬件、软件让人“很不放心”，一旦出问题，所在地教育主管部门难辞其咎。但是，真要“让人放心”，最简单有效的措施就是“取缔”。而这样，许多民工孩子读书的确难了。“这显然有悖‘海纳百川’的形象，也不是从大局出发的。”
丁建忠告诉记者：浦东新区改变了七八年来“睁只眼闭只眼”的状态，下决心“管好”。继成立新区“外来流动人口子女领导小组”机构后，下一步，将把区内现有60所民工子弟学校及办学点分类处理。其设想是，通过“关停并转留”等措施，保留20—30所，力争在明年使其中的2—3所优秀学校真正“合法化”，并将其纳入新区民办学校管理范畴。
观点：关卡开始松动
王晓秋办的学校已被“取缔”，但是，她被不少民工称作“和查文红老师一样好的人”。她也是上海下乡知青，在安徽霍邱当过小学教师。1995年，她按政策回沪后，办起一所民工子弟学校，几年来一直殚精竭虑。她问记者：“都在宣传查文红，而我现在不也在为身边的失学孩子提供读书机会吗？为什么社会就不给我行个方便？”
她的话后来被记者转述给一位教育官员，他听后立即反驳说：“查老师是义务支教到农村，而他们是把办学当成谋职求生的手段，怎么能相提并论？”这位教育工作者坦言：如果王老师回安徽办学缺资金，他们可以捐资助学。现在的问题是：“谁叫你们非要挤进这座本不属于你们的城市呢？”这段话也许恰恰印证了浙江大学汪利兵副教授的一个观点。他说，导致民工子弟学校身份不明的最根本原因，是至今仍未破壁的“城乡二元化体制”。汪利兵说，在这种体制下，城市与农村，城里人与乡下人，一出生就决定了他们的权利有天壤之别。必然的结果是：城市排斥农民。
“责怪城市管理者‘偏袒’也是不公的”。汪说，在二元体制下，对于进入城市的民工，其医疗保障、养老保险、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等各种权益，大部分难以进入城市管理者的视野。
但是，今年出现了新迹象。继广州取消农业户口后，福建近日也宣布户籍制度将作重大调整，取消农业和非农户口之分；而浙江实施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在全国首次将农民纳入此项保障中。汪利兵认为，城乡真正走向融合，才会推动流入地与流出地政府发挥创造力，解决民工孩子的读书问题。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 华东新闻》
